194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十几家营造厂的代表在汉口胜利街营建学会聚集，以投标武汉电信局大楼的修复工程，永年营造厂创始人匡永延也参与其中。

汉口西门子洋行（即汉口电报局或武汉市电信局）旧址建于1920年，由汉协盛营造厂施工，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1004号，与天津路转角处。1944年2月，美国飞机轰炸汉口，炸毁了老楼。

武汉电信局抗战后重建工程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该建筑物在当时是武汉重要的通讯枢纽，毁坏后重建对城市和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有着深远的意义。这项工程既恢复了电信大楼的原貌，又让它以新的面貌重现于世。

重建结束后，武汉市电信局被评为武汉质量优等工程，而匡永延的永年营造厂因此被冠以甲级营造厂，成为当时最具声望的营造厂之一。1998年，武汉市电信局旧址（汉口西门子洋行旧址）被公布为武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是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营业厅。

匡永延先生的记录，生动地展现了他对于修缮武汉电信局大楼的艰难历程。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作为一名建筑师所表现出的专业素养，更深刻的是看到了他身为企业家所具备的责任感与奋斗精神。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见证被重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到历史的变迁和建筑业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武汉电信局抗战后修复工程的回忆

匡永延

194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在汉口胜利街营建学会摆了两桌普海春菜馆办的丰盛筵席。这次宴请的目的是为武汉电信局大楼的修复工程进行投标。参与投标的有复兴、智成（其经理名为沈礼寿）、汉协盛（经理为沈立舜）、袁瑞太（经理为袁吉武）、明巽（经理为周世昌）、钱梅记（曾营建合记蛋厂）以及永年等十几家营造厂的代表。其中一个和主持人在一起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据说是钱梅记的小老板。我是代表永年的。会议的主持人是我高工早期的同学胡迪松（又名胡璜，湖北浠水人）。

酒过三巡以后，胡迪松告诉我们，钱梅记的小老板愿以每人一千元的代价请我们进行“抬标”，帮他得标。当时我就说我愿以同样的条件请老大哥帮我的忙。胡迪松和钱梅记的小老板商量以后回复说他们不干！他们不愿抬我，我当然也不愿抬他。于是我拿起衣服就走了。这样“抬标”的事就拆了台，酒宴不欢而散。后来开标的结果是永年提出的四亿六千万的价格最低。但是由于电信局的局长尤箕照认为永年提出的价太低，不合理，不能得标。所以直到半个月以后，监察院湖北审计处派来的叶竞存来决标，宣布永年的价格合理合法应该得标之后，我才最后取得了承建权。尽管在此之前永年同电信局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其领导层的态度也不是支持而是处处设卡。

武汉电信局大楼原来是由英国修建的。它三面临街，位于中山大道上的天津路口，正对大智路。原建筑是两栋不相连的楼，靠近合作路一边的是电话大楼，靠近天津路一边的是电报大楼，两楼之间有一段空档。1944年二战后期，美国人为破坏汉口的这个通讯枢纽，派飞机轰炸了这座大楼。炸弹恰恰落在两栋之间的那个空档处，在那里留下一个直径十余米的大弹坑。飞起的弹片同时也损坏了两侧的电话、电报大楼。我们的修复重点就是将被炸的部分复原，并在弹坑上修一栋五层楼的房子，这就是后来的长途电话大楼。当时由于考虑到中山大道的扩建工程问题，这个部分没有与原建筑齐平，而是向后退出了8-10米左右，这样就使整个建筑形成了一个凹形缺口。

整个工程从1946年冬开始。工作的总设计人是础安建筑师事务所的王维臻。总负责人除我以外，还有高工1927年土木科毕业的同学罗世瑞。他负责全面施工技术。我负责资金、劳力、材料等问题。

修复工程使用的材料几乎大部分是进口材料。因为甲方对材料的要求相当苛刻而当时受抗战的影响，国内建材市场倒闭了，材料很难购买，所以后来材料都是到上海、广州从香港购买的。钢材用的是英国产的竹节钢；木材用的是美国的花旗松；玻璃用的是比利时产的“比片”；防水材料用的是国际救济总署拨的美产油毡、油膏和沥青；水泥用全部用的是大冶华新水泥厂生产的保垒牌水泥。修复门窗、地板时所用的油漆均为国产生漆。整个工程耗费了大量材料及人工，历时两年多才完成。

修复工程的工艺要求是很高的。首先是处理那个大弹坑并为房子打基础。我们先在弹坑四周围打了厚10公分，长6米左右的企口护坡板桩，再在中间打上梅花桩（即圆桩），最后倒出厚约40-50公分的钢筋混凝土的整板基础。在此基础上修起了五层楼的长话大楼。同时按原样修复了电话、电报大楼上被炸坏、炸毁的外墙壁、门窗和地板等。由于修复外墙的异形砖不够用，我们就用红砖从内墙上换下一些砖来用在外墙上，使大楼的外观完全一致。长话大厅外墙的墙面是水刷石的，工艺精良，修补得毫无裂纹，堪称天衣无缝。新修好的长话大楼比两边的电话、电报大厦高一层，它把原来分开的两栋楼连成了一体，内部完全贯通。可以说修复工程不仅恢复了电信大楼的原貌，而且使之旧貌换新颜了。

在工程进行中，由于当时物价飞涨资金不足和建材市场破坏严重，工程进度很慢。于是，许多建筑业同行幸灾乐祸地放出风来说：匡永延只有三条路好走，一是吃官司坐牢；二是脚底板抹油—溜掉；三是去跳长江。后来，这三条被两家报纸 —— 一家是《太阳灯报》，一家是《壮报》登了出来。我拿着报纸去电信局的局长办公室给尤箕照局长和祝秉衍副局长看。那时他们正在吃早餐，看了报纸以后就笑着问我到底打算走哪条路？我伸出四个指头说打算走第四条路！他们问第四条路是什么？我说：“很简单！第四条路就是我倾家荡产，竭尽全力也要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了。”听了这话，他们两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表态说我们双方要精诚团结，共同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后来的结果也的确是应了“倾家荡产，竭尽全力”这八个字。到1948年底工程竣工时，尽管电信局后来根据物价上涨数字额外贴了一些钱，但我还是赔进了一百多两黄金，工程完工之后，电信局在汉口友益街大舞台包了三天戏，请参加工程的全体人员去看。我和罗世瑞及我们的家人在前排就座。戏非常之好，有础安王的夫人出演的《拾玉镯》。这就是我从这次工程中得到的唯一报酬。然而，在今天看来，武汉电信局大楼的修复工程能够作为高工同学的一项成就留下来，确是令我深感欣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